八字命理学中的《书房派》与《江湖派》

命理学中的《书房派》与《江湖派》

传统八字命理学的局限是客观存在的。然而，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，它并不为许多人所了解。正因为不了解，这就给有些以此为生计的江湖术士有了可乘之机。

在传统命理学研究的历史长河里，始终存在着两股主要的潮流，徐乐吾先生曾把它们归结为两派：江湖派和书房派。徐乐吾说：

研习命理之人，自来分两派：一江湖、二书房。江湖派根底太浅，缺乏常识，经验虽富，不能融会贯通，且志在谋食，不足以语于作者之林,固无足怪;书房派之研习，又多视为消闲遣兴之具，缺乏恒心与练习,义理较深，即似解非解，无确定不移之知见，一任术者信口雌黄，不能辨别其是非。此命理之所以失传也。

其实，江湖派人士的实践是命理学发展的基础。没有江湖派人士的日常算命活动，积累大量的经验，就很难会有书房派人士在理义上的分析和总结。

然而，没有书房派人士的探究总结，命理学的理论和实践水准又无法得到进一步的提高。

实验、总结、提高，再实验、再总结、再提高……，这本该是对事物认识深化的良好途径。可惜，诚如徐乐吾所指出的，自古而来就从未形成过良好的互动作用，这正是命理学发展迟缓、始终很难成为一门精湛的学术科目的重要原因之一。

实际上，江湖算命由来已久。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。由于周王室的衰落，原来王室的卜筮之官流落到民间，成了以占卜为生的“日者”。墨子就遇到过这样的日者。

日者可以算得上为人占卜算命的江湖派的先驱。西汉时，在首都长安就已经有专门的“卜肆”。司马迁的《史记》中有《日者列传》，记载了“卜于长安东市”的司马季主。

盛唐以后，尤其是安史之乱以后，由于战乱给唐王朝带来空前的经济危机，统治者不得不容忍商人更为活跃的发展。于是，商人阶层和商人资本的发展，造成了都市扩大，市民云集，到两宋时俨然已形成了新的市井文化。市井文化在文化素养上比精雅文化低，但在社会见识上又胜于山野农民，具有更强烈的世俗倾向。

市井文化是传统命理学发展的绝好温床。随着命理学逐渐形成和趋于成熟，以算命为业的江湖派也随之兴起。北宋当时在首都东京（开封）注册登记的操各类命相、风水业的术士，据王安石说，就有一万以上。而后在南宋首都临安（杭州）的术士也不少，在御街上摆摊的就有三百多。”岳珂在《程史》里记载：“中都有谈天者，居于观桥之东，日设肆于门，标之曰：看命司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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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了明朝，算命已经成了当时人们生活的一部分。上至帝王将相，下到平民百姓，无不对此津津乐道。以下是明朝历代君王的名字，都是按照五行相生的方式来命名的：

明太祖朱元璋“洪武”（水）

明成祖朱棣（木）

明仁宗朱高炽（火）

明宣宗朱瞻基（土）

明英宗朱祈镇／明代宗朱祁钰’（金）

明宪宗朱见深（水）

明孝宗朱祐樘（木）

明世宗朱厚熜（火）

明穆宗朱戴厚（土）

明神宗朱翔钧（金）

明光宗朱常洛（水）

明熹宗朱由校／明思宗朱由检（木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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君王所好如此，更不要谈民间的问卦算命了。明朝万历年间出现的社会人情小说《金瓶梅》，其中就有四处关于算命的具体描写。可见当时算命已经融入了都市生活之中。明朝或许是中国算命活动最兴旺的时代。